一个有高墙和铁门的院子，是张晓刚的庞大工作室。它更像是一个小型的现代化工厂， 装载着即将前往纽约的作品，它们一致地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绿色，一种只有在1970年代的上色黑白照片上才能找到的绿色。
《生活》：谈谈这次纽约的展览，题目为什么叫《修正》？
张晓刚：我的创作一直跟记忆有关，但其实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记忆实际上都是被修改过的记忆，或者说我们面对的是被修改过的历史，当然真实的记忆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暂且不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思路，一个记忆的修正。这次展览的主题跟睡眠有关，所以画的都是跟睡眠相关的内容。非生理性睡眠，或者叫非正常睡眠。
《生活》：你这次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了一个新的元素，过去人们家里最普遍的绿色墙裙。怎么突然想到要画“绿墙”的，这个东西确实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很深刻。
张晓刚：最早画“绿墙”是在2005年，当时我收集资料，拍了些照片，拍我父母的房间，他们一直是这样的风格。他们当年是很顽固的，我帮他们布置房间，他们会把它还原到他们习惯的位置：两个沙发，中间一个茶几，墙上面挂一个什么东西装饰。他们两人有一个固定的座位，我们不能坐的，回家坐在旁边看着他们，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是干部，有很多顽固的习惯，是我们动不了的。包括绿墙。我觉得这绿墙很有意思，当时就拍了张照片，但没想得那么深，只是觉得好玩。慢慢地去归纳，去想，最后把这个符号给强化出来。它和公共和个人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将它作为一个符号提出来，“绿墙系列”的这个想法就出来了。中国人都离不开一种模式，到后来绿墙被刷掉以后，又出现罗马柱之类的新模式，还是有标准。
装修的过程中，这种标准是一个下意识的东西，大家都会有意无意地去遵循它。
《生活》：大家认为美好的东西。
张晓刚：对，或者是一个能够支撑精神的东西，能够代表某种追求的东西，他总会去找一个。这种在西方是完全不一样，西方完全是个人化的，他们装修都自己装，自己刷墙，今天换一个颜色，明天又换一个颜色。中国人是永远要找一个模式，用新的模式去代替旧的模式，这样来生活才觉得心里面踏实。除了少数知识分子、文化人以外，大多数人不太追求个性化。你必须在一种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东西里面生活。
《生活》：所以你父母才反对你画画？
张晓刚：没有，他们其实也没反对。我爸他们学理工科的，我们全家都学理工科，就我一个人一直对艺术有兴趣。到后来考上大学，跟他们也不怎么聊。我离家早，18岁就去下乡，等于是独立了。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按那会儿的标准，穿牛仔裤都是叛逆的。我穿牛仔裤，留长头发，回家，他们都觉得我是社会的另类，开始还说你几句，后来发现根本没用，也就算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我父母，从心里面把我放弃了。
《生活》：现在呢？
张晓刚：现在觉得我越来越正常了，好多年他们从来都不问你画些什么，你怎样。我原来在学校当老师，他们就知道，哦，原来我儿子是大学老师，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也从来不说我是画家，而是老师。
《生活》：老师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
张晓刚：对，谈到艺术方面，他们不懂，也不问，我也不说。所以我就养成一种习惯，回到家我不谈我自己的事，包括私生活也不谈。我回家就当听众，后来一直到前年，2006年，拍卖的事情出来了，我家里才觉得这个人还可以。当时是我爸通过《参考消息》，那是他唯一相信的报纸。一下态度开始有点转变。家里人才对我说，什么时候拿一本你的画册来让我们看一下。
《生活》：其实还是挺为你感到骄傲的。
张晓刚：他们是很关心我，但是因为长期形成了习惯，他们也不好意思问。
后来我一有什么画册就给他们一本看看。
《生活》：“红线”也是你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符号，是什么时候开始在绘画中使用这种红线的？
张晓刚：准确讲是1993年。我喜欢卡罗那女画家，她的作品也有红线，当然意义不一样，她是女性艺术家，她理解的东西跟我不一样。我原来也一直对线有感觉，一直喜欢画线。1993年开始想用线表达我们生活在一种关系网络的状态。像电视机啊、书啊、刀啊，用红线把它们串在一起，有一种血缘的关系，表达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单位里特别明显，你动了一个就动了一大堆人，你弄不清楚他们的裙带关系。在这个大家庭里动了一个，整个网络都会动，每个人都受牵制。《大家庭》好多人以为是在画我的家庭，其实更多体会来自单位，只有一个最高的领导，他的想法一层层传达下来，国家也这样，是一个家族式的系统。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家庭系统里，而西方人感觉都是在外面流浪的。起因是看到家庭的照片，突然明白中国就这样子。
《生活》：你那时怎么想到要去德国的？
张晓刚：一个德国的教授希望我去留学，我说我只想去看看199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是什么东西，看看最当代的艺术，于是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邀请，我借着这个机会就去了德国，呆了三个月。每天在超市里买个面包，然后就在博物馆里边转，我的美术史知识学得还可以，可以顺着那条线从最早的木板油画开始看，一直看到卡塞尔文献展的当代艺术。在德国、荷兰和巴黎，顺着美术史的线索走了一遍。因为当时没有申根签证，坐火车去荷兰的时候，我们就想好了，如果检票员问我你没有签证去荷兰干什么，我就跟他说，我主要是想去看凡。高。后来这成了一个笑话。
《生活》：结果遇到检查了吗？
张晓刚：没有，没检查。那个人走过来看了一眼，估计把我们当日本人了，就没检查。回来也没人问。在阿姆斯特丹呆了一个星期，真的是为了去看凡高，到凡高博物馆，还看伦布朗，维米尔，荷兰画派的东西。到巴黎看的东西比较多，现代的，古典的。在德国主要是看当代，还有最早的尼德兰时期的木板油画，就这样整个一圈美术史，三个月。像个学生一样，我拍了一千多张片子，回来以后作讲座，介绍卡塞尔。我老婆德语还行，我收集了卡塞尔每一届基本的简单的介绍，翻译成中文。
《生活》：那时候卡塞尔文献展规模多大？
张晓刚：那个展览一开，等于是整个城市都是展场，走到哪都是展览，看得我一片朦胧。
《生活》：那时有什么感觉？
张晓刚：没感觉，看不懂，当时作为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到德国一看，发现西方的当代艺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一片虚无，我觉得反而是在美术馆看到我熟悉的现代艺术的那部分还是比较激动，看到当代艺术，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感到很绝望，很茫然。看完之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艺术是什么，但这三个月下来，心里慢慢有一种东西生出来，就是说你要走的路一定不能跟他们一样，一定要找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条路，如果我们走西方这条路，一点希望都没有，这是很真实的感觉。所以当时回来想看天安门，就想找回感觉，虽然当时中国很穷很落后，但我们毕竟是一个文化大国，而且我们体会了很多东西，在西方那里没办法找到相同的。我在德国时还写信给国内的朋友，中国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心里边有感觉，而且有感觉中国就要出东西了。当时正好在外面看到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德语版的，一句也听不懂，那种感觉很奇怪。你会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吗？不对，肯定不对。在国外看中国的你会感觉很清楚：这个不代表中国当代艺术。那些色彩，那些内容是给西方人看的。我们应该去寻找一种我们内心能够感觉得到的东西。我们在1980年代经过那么多学习，那么多误读，经过那么多体验，其实已经感觉到一种东西，但这个东西得回来找，我走的时候已经知道国内发生很大变化，在国外生活的艺术家我觉得他们体会不到，中国有一种东西在发生改变，那会儿王广义的政治波普已经出来了。1992年，方力钧的大脑袋也开始出来了。能感觉到中国将要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我就跟他们讲卡塞尔文献展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大party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生活》：那时候他们也还没有邀请中国的参展人。
张晓刚：不可能，中国是谁他们都还不知道。K18作了一个中国的当代展，离卡塞尔大概有两个小时车程，来参观的还没有看非洲展览的人多，当时就两个中国人在看展览，我还有我的一个朋友。看完了坐在门口，心情真的是很复杂，完全不在这个当代圈里面，你没法跟他们玩，不像今天，大家都到中国来找机会。我觉得这几年变化太大了，1992年到现在这十五六年完全翻天覆地的。1992年中国还没超市呢，我到德国最兴奋的是看超市，巨大的超市，太兴奋了，这么多东西可以随便拿，中国那时候买东西还要跟服务员要，北京那时候有一些小的超市，像友谊商店，都是要外汇券的，一般人进不去。那种反差太大了。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有好多德国学生，他们对中国根本没有概念，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就知道香港，曼谷，日本。你跟他说北京。北京？北京是什么？完全没概念，好多人对东方的理解是什么？
功夫、豆腐、孔子。
《生活》：不敢想象。
张晓刚：很真实！有一次参加一个教授的家庭聚会，这个教授有很多学生都到中国来了，大概有二十多个，读书或进修，然后回来以后来向老师汇报。
去了之后才发现太尴尬了，我们就不应该去这个聚会，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他们也很尴尬，他们很多人会说中文，但是到了德国看见我们都不跟我们说。他们向老师汇报，用什么汇报？每个人准备了很厚一摞照片，拍的是中国的公共厕所、农民、执勤的人，他们西方人眼中看到的那些东西，看完以后大家就笑啊，挖苦啊。这种体会特别深，所以回来以后要看天安门。中国人的脸长得什么样？其实没有真正好好看过，在学校里画画，画的石膏都是希腊时代的，罗马时代的，找人脸上皮肤的色彩关系，你们不画画的人可能不知道，那种颜色，是西方人脸上的色彩关系。其实中国人就是一张黄脸，哪有那么多对比色啊？但拼命要去找，黄里面要去找那种粉红的奶油色，很别扭。前几年美术圈有个流行的说法：你要赶上那趟车，如果你赶不上那趟车你就错过机会。那会儿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你买到什么样的票，是卧铺票，还是硬座票，就算加挂也行，反正你得上这趟车，因为这趟车是从北京出发，开到纽约，开到卡塞尔，或是威尼斯双年展，你到了那个地方，等于你获得了一种东西，一种身份，然后再回来发展，你就好了。这两年好像有点变了，北京好像也要变成一个国际大战场，这趟国际车好像是循环地开，从纽约，伦敦又开到北京，所以就没有你要赶上这趟车的问题。北京不是起始站，而像是一个中转站，其实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机会。
来源:《生活》 令狐磊、胡琦弘 |
